本书是著名精神分析学家、人本主义哲学家弗洛姆的最后一部著作。本书中，他对自己多年来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崇拜的人类生存方式的非人道化影响的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弗洛姆区分了两种不同形式的生存方式，即占有和存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的基础是以利润为取向的社会，重“存在”的生存方式则会创造性地运用人的力量。他对消费社会的反人道、对人的潜意识的操纵，以及为稳定社会经济制度而进行的蓄意消费刺激，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提出了变革性的纲领见解。

丛书序

前言

导言　伟大的允诺、允诺未能实现以及新的选择

幻想的破灭 .................................................................................... 001

伟大的允诺为什么没有实现 ........................................................ 003

从经济上看改变人的必要性 ........................................................ 009

除了灾难还有别的选择吗？ ........................................................ 011

第一部分 如何理解重占有和重存在两者的区别

第一章　概论

重占有和重存在这两种生存方式的意义 ............................... 003

以几首诗歌例 .................................................. ..... ...................004

语言上的变化 ............................................................................ 009

占有和消费 ................................................................................ 014

第二章　重占有和重存在——日常生活的体验

学习 ............................................................................................ 017

记忆 ............................................................................................ 019

交谈 ............................................................................................ 021

阅读 ............................................................................................ 023

行使权威 .................................................................................... 024

知识 ............................................................................................ 028

信仰 ............................................................................................ 030

爱 ................................................................................................ 033

第三章　《旧约》、《新约》与埃克哈特著作中关于占有和存在的论述

《旧约》 .................................................................................... 036

《新约》 .................................................................................... 042

埃克哈特 .................................................................................... 047

第二部分 对两种生存方式之间本质差异的分析

第四章　重“占有”的生存方式

以利润为取向的社会——重“占有”生存方式的基础 ....... 057

“占有”观念的实质 ................................................................ 064

利于重“占有”生存方式的其他因素 ................................... 068

重占有生存方式和肛门性格.................................................... 070

禁欲主义与平等 ........................................................................ 071

功能性占有 ................................................................................ 072

第五章　重“存在”的生存方式

积极主动地存在 ........................................................................ 075

主动和被动 ................................................................................ 076

作为真实的存在 ........................................................................ 084

奉献、分享和牺牲的意愿 ........................................................ 087

第六章　进一步探讨占有和存在

安全感—不安全感 .................................................................... 095

团结—阻抗 ................................................................................ 098

快乐—享乐 ................................................................................ 103

罪恶—宽恕 ................................................................................ 107

对死的恐惧—对生的肯定 ........................................................ 113

当下—过去和未来 .................................................................... 114

第三部分 新人和新社会

第七章　宗教、性格和社会

社会性格的基础 ........................................................................ 121

社会性格和对“宗教”的需求 ............................................... 122

西方世界符合基督教精神吗？ ............................................... 127

工业时代的宗教 ........................................................................ 131

“市场性格”和“控制论崇拜” ........................................... 134

人道主义的反抗 ........................................................................ 141

第八章　人发生转变的先决条件和“新人”的主要特征

“新人” .................................................................................... 158

第九章　新社会的特征

一门关于人的新科学 ................................................................ 162

新社会：存在合理的机会？.................................................... 185

参考文献 .................................................................................................... 191

出版后记 .................................................................................................... 199

重占有和重生存这两种生存方式的意义

在占有（having）和存在（being）之间进行选择并不需要常识。占有(to have)似乎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正常功能：为了活着，我们必须占有物品。而且，我们必须占有物品，才能享用它们。占有──占有越来越多的物品──成了最高的目标，人们在谈论某个人时可以说，他“值一百万美元”。试问，在这样一种文化中，人们如何能在占有和生存之间做出选择？相反，从表面上看，存在的本质就是占有。假如一个人一无所有，那么，这个人也就一文不值。

诚然，伟大的先哲们都曾把占有和存在之间的选择看做各自体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释迦牟尼教导人们说，为了达到人的发展的最高阶段，我们必须抛弃占有物品的欲望。耶稣则指出：“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路加福9：24～25）埃克哈特则认为，一无所有，胸怀坦荡，“两袖清风”，不受自我的干扰便是获得精神健康和精神力量的条件。马克思教导说，奢侈和贫困一样是一种罪恶，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存在得更好，而不是占有得更多（在此，我指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一位激进的人道主义者，而不是以苏联共产主义为代表的庸俗虚假的马克思主义）。

多年来，占有和存在之间的这种区别，一直引起我深切的关注，我试图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在具体研究个人和群体的过程中寻求这一区别的经验基础。我的所见所闻使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占有和存在之间的区别，如同对生命的爱恋和对死亡的爱恋之区别一样，都体现了人类生存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以经验为依据的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资料表明：占有和存在是两种基本的经验方式，它们各自的力量决定着个人的性格与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性格之间的区别。

对于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来说，占有或者生存这种选择有点让人费解。占有，在我们看来，是生活中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必须占有一定的物，才能从其中获得快乐。在这样一个以占有和越来越多的占有为最高目的的社会里，在这样一个用“值一百万”来形容一个人的身价的社会中，怎么会有占有或者生存这种选择呢？相反，难道生存的真正本质不正在于占有吗？一无所有的人其生存也就一文不值。

以几首诗歌为例

为了说明重占有和重生存这两种生存方式的区别，我想举两首内容近似的诗为例。这两首诗是铃木大拙[1]在他去世前讲“论禅宗”（Lectures on Zen Buddhism， 1960）一课时所引用过的。其中一首是日本诗人松尾芭蕉[2]写的俳句体诗，另一首是英国诗人丁尼生（Tennyson）[3]所写。两首诗描述的是同一种体验，即他们在散步时对一朵花做出的反应。丁尼生的诗是这样的：

在墙上的裂缝中有一朵花，

我把它连根一起拿下。

手中的这朵小花，

假如我能懂得你是什么，

根须和一切，一切中的一切，

那我也就知道了什么是上帝和人。

而芭蕉的俳句是这样的：

凝神细细望，

篱笆墙下一簇花，

悄然正开放！

不同之处显而易见。丁尼生对花的态度是想要占有它。他把这朵花连根拔起。他对花的兴趣所导致的后果是他扼杀了这朵花。虽然他的理性还在侈谈什么这朵花可能会帮助他理解上帝和人的本质。在这首诗中，诗人就像西方的科学家一样，为了寻找真理而不惜分解生命。

芭蕉对花所做出的反应则完全不同。他不想去摘取它，甚至连动它一下都没有。为了“看”这朵花他只不过是“仔细地望”。铃木写道：

“芭蕉可能是走在一条土路上，发现了在远处的灌木丛中隐隐约约有一个什么东西，他走近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朵野花，一朵通常不为路人所注意的普普通通的野花。诗中所描述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没有表达出什么特别的诗情。但是，全诗的最后两个音节是以日语中的‘kana’结尾的，这也许表达了诗人的情感。在日语中，这个小品词往往是与一个名词、形容词或副词连用，用来表示某种惊羡、赞美、痛苦或者快乐的情感。在翻译中用一个惊叹号来表示这层意思是非常贴切的。在这部俳句中，全句就是以惊叹号结尾的。”

丁尼生为了理解人和自然界一定要占有这朵花，他占有了它也毁灭了它。而芭蕉却只想观看这朵花，而且不仅仅是看，他想与其成为一体，让它去生长。

从歌德的一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丁尼生与芭蕉之间的区别来：

发现

我在树林里

茫然漫游，

我的思想里

无所寻求。

我看到荫处

小花一朵，

好像是明星，

又像是明眸。

我想采下它，

它婉言道：

难道采下我，

让我枯掉？

我于是把它

连根掘起，

带回家中去，

放在园里。

拣了个幽处，

把它种下；

它长出新枝，

继续开花。

《歌德诗集》，1982，上卷

歌德没有什么目的地去散步，但一朵小花引起了他的注意。和丁尼生一样，他内心里也产生了想要去摘取这朵花的念头。但是与丁尼生不同的是，歌德意识到这样做就意味着它的死亡。在他看来，这朵花是那样活泼可爱，以至于它竟开口与诗人说话而且还警告他。歌德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与丁尼生和芭蕉都不一样。他把这朵花挖出来移植到花园里去了，好让它继续生长。在某种程度上说，歌德介于丁尼生和芭蕉之间，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他对生命的爱比纯粹的求知好奇心更强烈。这部美好的诗篇充分地表现了歌德对待研究自然界问题的基本态度。

丁尼生与花的关系是以重占有或者说占有欲望为特征的，这种占有不仅仅是对物的占有，也包括对知识的占有。芭蕉和歌德与花的关系是以重生存为其主要特征的。我所说的“生存”（being）是指一种生存方式，在这种生存方式中，人不占有什么，也不希求去占有什么，他心中充满欢乐和创造性地去发挥自己的能力，以及与世界融为一体的愿望。歌德是生命的热情守护者，是反对一切肢解人和把人机械化的行径的斗士。在许多作品中，他都反对占有而坚决站在生存一边。在《浮士德》这部作品中，他对占有与生存这两种生存方式之间的冲突做了戏剧性的处理，魔鬼靡菲斯特（中世纪魔法师之神，是与浮士德订约的魔神）就是占有这种生存方式的化身。歌德还写过一首短诗，对生存的性质做了极为简明的描述：

所有物

我是一无所有，我知道，

我只有思想，不受干扰，

要从我心里涌流，

还有每个大好的良机，

还是可爱的命运所赐，

让我彻底地享受。

《歌德诗集》，1982，上卷

当然，东西方思想之间的区别并不就等于生存与占有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其精神而言，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与一个与物为中心的社会之间的区别倒与生存和占有这两种生存方式之间的差别相差无几。占有取向是西方工业社会的人的特征。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中心就是对金钱、荣誉和权力的追求。在一些异化程度较低的社会里，比如中世纪的社会、祖尼印第安人的社会以及尚未被今天的“进步”思想所传染的一些非洲部落，他们都有自己的诗人芭蕉；也许再经过几个世代的工业化，日本也有其自己的丁尼生。与其说西方人无法完全理解像禅宗这样的一些东方思想体系（荣格这样认为)，不如说现代人不能理解一个不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和占有欲之上的社会精神。实际上，埃克哈特的思想如同禅宗和芭蕉一样难以理解，他的思想和佛教只不过是同一语言的两种方言而已。

语言上的变化

近一百年来，西方人在其语言的运用上也显示出一种日益从生存（to be）转向占有(to have)的倾向，比如，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名词和越来越少地使用动词。

名词只是表示某种物的名称。我可以说，我有一张桌子、一幢房子、一本书、一辆小汽车，等等。为了表示某种过程，对于一种活动、动作的正确表示应该是一个动词：比如，我是（我在）、我爱、我愿望、我恨，等等。但是，某种活动越来越多地借助于“有”的概念来表示，也就是说，不是用动词而是用名词来表示。为了表示某种活动而把“有”与一个名词搭配起来是对语言的错误使用，因为人只能去经历和体验而无法占有一个过程和一种活动。

杜·马雷和马克思的看法

这样使用语言所带来的恶果早在18世纪就被人发现。关于这一点，杜·马雷（Du Marsais）在其去世后才发表的《语法的真正原则》（Les Veritables Principes de la Grammaire，1769）一书中做了极为精辟的论述。他写道：“在‘我有一只表’这个例句中的‘我有’应该从其本意上去理解；但是在‘我有一种想法’这一例句中的‘我有’只是对前种用法的模仿，是借用。‘我有一种想法’的意思是说，我想，我在这样或那样的想象；‘我有一种渴望’的意思是说我向往；我有‘意志’的意思是说我要，等等。”（我要感谢诺姆•乔姆斯基博士，关于杜·马雷的情况是他告诉我的）

杜·马雷观察到了这种用名词来代替动词的现象，一个世纪之后，在《神圣家族》（The Holy Family）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同一问题做了分析，他们比前人采取了一种更为激进的立场。在对埃德加•鲍威尔（Edgar Bauer）的《批判的批判》（Critical Critique）所做的批判中，他们说过一段不长但很重要的关于爱情的话。鲍威尔在其文章中说：“爱情……是一个凶神。她像所有的神一样，要支配整个的人，直到人不仅将自己的灵魂，而且将自己的肉体‘自我’交给她时，她才感到满足。对爱情的崇拜便是苦恼，这种崇拜的顶峰就是使自己成为牺牲品，就是自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就是针对这段话的，他们回答说：“埃德加先生把爱情变成‘神’，而且变成‘凶神’，所用的办法是将爱人者、人的爱情变成爱情的人，把‘爱情’作为特殊的本质和人分割开来，并使它本身成为独立存在的东西。”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即用名词来取代动词。“爱情”作为名词只是对爱这一活动的抽象，与人是脱离的。爱着的人变成了爱情的人，爱情成了女神，成了偶像，人把自己的爱投射到这种偶像崇拜之中。在这一异化过程中，人不再体验和经历爱情，只有拜倒在爱情女神的脚下才具有爱的能力。他不再是一个感觉着的人，而是异化为一个偶像的崇拜者。

当代的用法

自杜·马雷生活的时代到现在已经二百年了，在这段时期里，用名词来取代动词的倾向有增无减，其规模就连杜·马雷也想象不到。从当前的语言运用中，我们可以找出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略有夸张），比如，一位妇女去找一位精神分析医生看病，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医生，我有一个难题。”几十年前，病人大概不是说“我有一个难题”，而是说：“我失眠了。虽然我有漂亮的房子、可爱的孩子和幸福的婚姻，但是我很忧虑”。现代的语言风格是当前异化的标志。如果我说“我有一个困扰”而不说“我忧虑”，那就是把主体的经验排除了。经验的主体“我”由一个可以被人占有的中性代名词所取代。我把我的感情变成了一种我所占有的东西：一个难题。“难题”只是种种困难的抽象表示。我无法占有它，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以被人占有的物，可是难题却能占有我。准确地说，我把自己变成一个“难题”，我的创造占有了我。这种表达方式说明了一种潜在的无意识的异化。

概念词溯源

“占有”是一个貌似简单的术语。每个人都拥有某些物品：自己的身体[4]、衣服、住房，到如今现代人都拥有的汽车、电视机、洗衣机等。活着而一无所有，这确实是不可能的事。那么，何以占有会成为一个问题呢？“占有”一词的语言发展史表明，该词确实是一个问题。对那些相信占有是人类生存中一个最自然的范畴的人来说，当他们获悉许多语言中竟没有“占有”这个词的时候，一定会感到惊奇。例如，在希伯来语中，“我有某物”必须用间接的方式，即“这东西属于我”(jesh li)来表达。事实上，多数语言都是用这种方式表明占有某物，而不是直接地说“我有某物”。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许多语言的发展中，“某物属于我”这个语言结构以后便发展为“我有某物”这个结构。但是，正如埃米尔•本韦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5]指出的那样，这一发展顺序是不可颠倒的。这个事实表明，“占有”这个词的发展与私有财产有关，而在财产的实用价值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占有”这个词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人们获取物品仅仅是为了使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将进一步证明这种假设是否可以成立，以及它的正确程度。

如果人们认为“占有”一词是一个相对较为简单的概念的话，那么“存在”，即动词“是”的一种形式，就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令难以捉摸的概念了。“存在”有几种不同的用法：（1）可以用作联系动词，比如“我是高个子”、“我是一个穷人”，在语法上意指某种同一性；（2）可以构成一个动词的被动语态，比如“我被打了”，这就是说，我成了另一个人的行为对象，而不是我自己行动的主人，比如“我打了别人”；（3）意指存在——诚如本维尼斯特所说的那样，在这种用法中，这个词完全不同于表明同一性的系动词“是”，“这两个概念尽管完全不同，但一直是并且以后仍将是相互依存的。”

本维尼斯特的研究清楚地表明，“是”作为动词有其自身的含义，而不只是个联系动词。在印欧语系中，“是”动词由词根“es”表示，意指“存在，能在现实中找到”。“凡是真实的、一致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之为存在和现实。由此可见，“存在”就其词根的意义而言不只是表明主语与其属性之间的同一状况，不只是描述现象的一个术语。它指明人或物的存在的现实性，证明其实在性和真实性。表明某人或某物的存在是指该人或该物的本质，而不是其表面现象。

对占有和存在之意义的初步探索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我所说的“存在”和“占有”并不是指一个主体的某些互不相关的性质，如这些陈述句所表明的那样：“我有一辆小汽车”或“我是一个白人”或“我感到幸福”。我所说的“存在”和“占有”指的是两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是对自我和世界的两种不同的倾向性，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性格结构，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决定着一个人的全部思想、感情和行为。

第二，在“占有”这一生存方式中，我同世界的关系乃是一种占有和所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要使每一个人、每一样东西，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成为我的财产。

第三，在“存在”这一生存方式中，我们必须判明存在的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正如杜•马雷所说，与占有截然不同，它意指在世，与世界保持一种确实的相关关系；另一种形式与现象相反，它揭示一个人或一事物的真实本质和真正的实在性，而不是存在的词源中所表明的那种靠不住的表象。（本韦尼斯特）

哲学中的“存在”概念

“存在”这个概念一直是无数哲学专著的研究课题，而“何谓存在？”一直是西方哲学中的重大问题之一，因此，有关这个概念的讨论也就显得格外复杂了。在这里，我们将从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观点出发来研究这个概念，当然，哲学方面的论述与人类学问题并不是毫无关系的。既然简略地陈述一下“存在”这个概念在哲学史中的发展，即从前苏格拉底到现代哲学的发展也将会超出本书的范围，那么，我只好仅仅提及这样一个重要的论点：过程、活动和运动的概念是存在的一个基本要素。诚如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e Simmel）[6]所指出的那样，存在意味着变化，换言之，存在就是生成——在西方哲学的早期和鼎盛时期，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便是揭示这一思想的两位最伟大、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巴门尼德[7]、柏拉图和经院派的“现实主义者”们则认为，“存在”是一种永恒的、无始无终的、不变的实体，是生成的对立面，他们所表述的这一观点只有在以下唯心主义观念的范围内才是可以理解的：即思想（理念）是最终的实在。如果爱的理念（用柏拉图的话来说）比爱的经验真实的话，那么，作为一种理念的爱才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当我们从人的现实性，即人的生存、爱、恨和痛苦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到，“存在”同时又是生成和变化的。有生命的结构只有在生成的时候才能够成为其有生命的结构，它们只能在变化中存在。变化和生成是生命过程的内在特性。

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把生命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实体，他们这种激进的思想可以与东方世界的佛教哲学相提并论。在佛教思想中不存在任何有关永恒存在的实体的概念，无论这个实体是物还是自我。除了过程，一切都是不真实的。[8]当代的科学思想发现了“过程思维”的哲学概念，并把它们运用到自然科学领域，从而使这些概念获得了新生。

占有和消费

在通过一些简单的实例来说明重生存和重占有这两种生存方式之间的区别之前，我们还应谈一谈“占有”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吞食。将某一物吞食，就像在吃饭和喝东西时那样，也是据为己有行为的一种极为古老的形式。婴儿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中，往往爱把他想要的东西放在嘴里。这就是一种据为己有的行为，因为这时他的身体发育尚不允许他以其他方式去控制他的所有物。吞食与占有之间的这种联系，也体现在不同形式的食人行为中。我吃掉一个人，从而也将其力量据为己有；食人行为会成为获取奴隶的一种神秘的等价物。一个人如果吃了一个勇敢者的心，那他也就占有了这个人的勇敢气质。一个人吃了一个作为崇拜对象的动物，那他也就得到了这一崇拜物所象征的神的本质，从而与其融为一体。

当然，大多数的物品是无法吞食到身体内部去的（即使能吞食进去，也会排泄出来，从而又失去了它们）。但是，可以象征性地和神秘地吞食某些东西。假如我相信我已经将某个神、某一先祖或者某个动物的形象吞食进去，那么这既无法排泄出来，也无法被人拿走。我象征性地吞食一个东西，以及相信它已象征性地存在我心中。弗洛伊德称“超我”是被内心吸收了的先父的禁令和信条件的总和。一种权威、制度、理念和图像也都可以被内心所吸收：我占有它们，它们将永远保存在我的五脏六腑之中[“心力投入”(introjection)一词在运用中常常与“认同”(identification)同义。很难说这究竟是不是一个同样的过程；如果说用模仿（imitation）或服从（subordination）更为恰当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笼统地使用“认同”这个概念]。

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吞食行为，这些吞食行为与人体本身的需要无关，从而也是有限的。消费者想要吞食整个世界，其心态就是建立在这种愿望的基础之上的。消费者永远是个婴儿，他哭着、喊着要奶瓶。饮酒和吸毒这些病态现象都足以说明这一点。看起来，我们好像是因为这些病态现象所造成的后果不利于人们去履行其社会义务才去反对它们的。强制性的吸烟虽然也是一种癖好，却没有受到同样的谴责，因为吸烟“只会”缩短一个人的寿命而不会影响他发挥社会职能的能力。我在以前的著作中对这种日常的强制消费的多种形式已经做了说明，此处不再重复。我只想补充一点，在闲暇时间里，汽车、电视、旅行和性生活是我们今日强制性消费的主要对象。人们常把这称为“闲暇活动”，准确地说，这是“闲暇被动”。

总而言之，消费是一种占有形式，也许是今天“商品过剩的社会”中一种最重要的占有形式。消费具有双重含义。消费可以减轻人的恐惧心理，因为消费掉的东西不会被别人拿走了，但是这迫使我越来越多地去消费，因为一度消费了的东西不能永远满足我的要求。现代的消费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示：我所占有的和所消费的东西，即是我的生存。

[1]铃木大拙（1870～1966年），日本佛教学者。原名贞太郎，后因学禅，改名大拙，别号也风流居士。铃木大拙是日本现代著名的禅学思想家，也是因向西方介绍禅学而著称的世界文化名人。

[2]松尾芭蕉 (1644～1694年)，江户时代前期的一位俳谐师。其被公认的功绩是把俳句形式推向顶峰。

[3]丁尼生（1809～1892），19世纪著名诗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受欢迎及最具特色的诗人。

[4]这里必须指出，至少可以顺便提一下，人与自己的肉体之间也有一种存在关系，人感知自己的肉体是有生命的，这一点可以用“我即我的身体”而不是“我占有我的身体”来表示；一切感官意识的活动都试图证明，对自身肉体的这种体验是存在的。

[5]埃米尔•本韦尼斯特（1902～1976年），法国语言学家。

[6]格奥尔格·西美尔（1858～1918年），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是形式社会学的开创者。其主要著作有《货币哲学》和《社会学》。

[7]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15年～前5世纪中叶以后），古希腊哲学家。他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也是爱利亚派的实际创始人和主要代表者。

[8]Z. Fišer，一个优秀的，但鲜为人知的捷克哲学家，将相关过程的佛教理念与真正的马克思哲学结合在一起。这项工作已经出版，不过只有捷克语版本，因此大多数西方读者一直无法读到（我是从一个英文翻译那里获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