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朱君允的女儿熊性淑撰写的回忆录，记述了其从幼年一直到成人、从20世纪30年代到“文革”其间，母亲朱君允及其家人的经历。熊性淑的文字质朴而内敛，为身处不幸命运中的母亲而悲伤，亦为自重自强的母亲而自豪。第二部分是朱君允四十年代发表的散文、诗歌以及译文，文字雅丽而深情，也体现出作者坚忍的性格和爱国的情操。本书的序言为朱君允、熊佛西的长子，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熊性美先生撰写。

代序          熊性美

永远的灯光     熊性淑

1930—1937，北平

1937—1940，天津·北平·四川之旅

1940—1942，成都

1942—1946，四川乐山

1946—1949，武昌珞珈山

1949—1966，珞珈山·天津

    灯光         朱君允

序

灯光

大沽口

滇越路上

成都的冬

追念地山

复兴节

光

黎明

五姑

附录一：倚楼词

附录二：乐山时期的作品

“六一惨案”前后

妈妈在家里，既为人母，又为人父。只要情绪好，她和蔼慈祥、开朗豁达，温暖着整个的家。由于她长期单独地挑着养家糊口、哺育子女的重担，练就了一副铁肩膀，对许多事她都从容不乱、举重若轻。

这样一位职业妇女，她在社会生活中也必然扮演了某种角色。解放前两年，在那个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时代，不管她自觉与否，必然会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去。这也是她那刚正不阿的性格所决定的。

1947—1949 年，人们在政治上视她为激进的“左派” ，其实那是一场误会。解放后的 1958 年，妈妈又被划为顽固的“右派”，那更是一场辛酸无比的“闹剧” 。客观地看，朱君允根本就不懂政治，她什么“派”也不是，从未参加过什么党，她有的只是一颗真真实实的中国心。她身上始终有着中华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风骨，同时也有西方教育所培养的对自由、民主、平等的不懈追求。这就形成了她那忧国忧民的不解情结。她终身都是一个“天真”的穷教授，从来不懂“见风使舵”、“阿谀奉承”，就连最起码的“审时度势”、“察言观色”等政治经验也缺乏。朱君允像那一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始终信奉“秉公直言” 、 “不平则鸣” 。

解放前两年，妈妈正处在这么一个“不平则鸣”的状态中。国民党的荒淫无耻、腐败无能，平民百姓的艰难困苦，特别是她自己一个柔弱女子孤身奋斗的切身体会，这一切都使她对那个恃强凌弱、充满欺诈与掠夺的旧社会极端不满。尽管我们的家庭生活一直很温暖，但每逢周末我从希理达女中回家总感到有一股愤懑之情在她胸中抑郁着。那时物价飞涨，一发工资就得四处抢购粮食与日用杂货。我和哥哥都住在学校里，这副生活的重担就全部由妈妈和因病辍学在家的姐姐性慈两人承担。她们四处张罗。妈妈还要教课，不敢懈怠。

这阶段妈有时出去参加一些集会，针砭时弊、评点时势。有人请她发言，她便直言不讳，一吐为快。她完全不懂“考虑后果”，不想她的话会得罪什么人。1946 年发生在昆明的“闻一多事件”只使她愤怒，却没教会她害怕与畏缩。其实除参加公开集会外，她也并没和任何进步学生有个别的接触。

1947 年的春天，中国大地上极不平静。“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呼声响彻了大江南北，学潮如涌。这些也都是我们家庭饭桌上的话题。我们三个子女还懵懵懂懂，妈妈却比较敏感，发表议论最多。

1947 年 6 月 1 日是一个极不平常的日子。

5 月 31 日晚 9 时许，我们全家都收听到了北方学潮的消息，知道北大、清华的进步学生已被逮捕。当时妈妈就说： “等着瞧吧，武汉也快了。 ”但她绝没想到，厄运就在次日清晨降临在她自己身上。

6 月 1 日清晨 4 时许，天还没亮，电灯就突然亮了（当时武大自己发电，每日晚 6—10 时供电） 。我们全家都翻身起床，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往学生宿舍方向望去，灯火通明且人声鼎沸。数分钟后我家门口就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有人喊：“朱君允先生，请你出来一下。 ”哥哥应声在门内问： “有什么事吗？”外面人说： “学生打架，请朱先生去劝阻一下！”我们都感到来者不善。妈妈则示意性美答： “学生的事朱先生不管，请你们去找训导主任吧。”

敲门声已越来越粗暴，哥哥抵挡不住，只好将大门打开，只见闯进来三位戴礼帽与黑眼镜的汉子，手持枪，厉声喝道：“请朱先生马上和我们走一趟，汽车就在门口。 ”妈妈见势并不慌张，十分镇静地说：“请你们等一下，我去换件衣服就来。 ”

性慈和我忙帮妈妈穿戴整齐。妈妈的镇静也给了我们力量。妈匆匆嘱咐了我们两句，就被三名特务押着进了一辆破旧的黑色小轿车，一溜烟消失了。

此时天色已大亮，学生宿舍那边突然机枪声大作。我们三兄妹面面相觑，知道大势不妙。但妈妈究竟到哪里去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心里一点底也没有，直发慌。这时哥哥在武大的一群好友也都闻讯赶来我家，气愤不平。听完我们的叙述，他们就讲如何在宿舍内与国民党军警拼斗的情况。天还未亮时，国民党军警已将机枪架在宿舍顶楼，特务们按黑名单绑架了一批学生，塞入停放在宿舍楼前的军警车内。学生见状群情激愤，很多人就冲下阶梯用石头砸警车救人。军警立即在顶楼朝群众开枪扫射，三位同学应声倒在血泊中，而警车上部分同学却被营救跑掉了。

6 月 1 日的夜晚，整个珞珈山笼罩在黑色的恐怖中。人们都恐慌地议论：“今晚特务若是再来怎么办？”学生们聚集在图书馆内，准备拧成一股绳集体对付强暴。武大校方已无法再发电。我们兄妹三人围着一盏油灯坐在黑暗里，好在身边有许多好朋友与我们分担忧愁。据云校方已出面营救被捕师生。

第三天中午，妈妈终于回来了。

还是那样一身穿戴，还是那样精神矍铄，只是面色略显疲惫。原来武汉警备司令部知道已有同学被枪杀，事情闹大了，就不敢再造次，对几位教授也不敢十分无礼。经武大校方保释，六位教授先后被释回校。

妈妈还是妈妈，她略显兴奋，似乎人生的经历中又增加了一页新东西。但她既不在人前炫耀以英雄自居，也不畏缩吞吞吐吐，她仍是谈家常一样说：“他们没敢把我怎么样。倒是大家受惊，同学们受罪了。 ”最后再轻声加一句： “国民党真混蛋。 ”

然后就是“游行示威”。愤怒的学生群体要在武汉三镇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的暴行。传云国民党特务可能又要大打出手，与学生正面冲突。记得曾有同学来家希望妈妈能带头参加，鼓舞士气。但所有的亲朋好友，包括我们三个子女在内，都恳求妈妈不要去，以免发生不测。母亲始终沉默不语。经过再三考虑，她还是决定去参加游行，表明绝不惧怕任何强暴。我们三个子女再三恳求：“妈，您再也不能去了。我们都害怕了，出了事怎么办？”听了这番话，老太太真生气了，她正色批评我们道： “你们三个人，个个都没用，胆小怕事！”她最终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游行，又平安地返回家来。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

但最让母亲恼火的却是那些在国民党政府身居要职的亲戚，他们都来信劝阻她不要卷入学生运动。老太太看了这些劝她做顺民的信就一把撕碎，还自言自语：“我自己的事，自己负责！” “我要真出了事，你们谁也不会管，也管不了！”这倒是实话。

1947 年对妈妈来说，是多事之秋，不测事件接踵而至。

“六一惨案”不久，8 月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妈妈突然发生食物中毒。她上吐下泻，最后竟吐得狂笑不止，情况十分危急。哥哥只得冒大雨将校医请来家中，经服磺胺药两小时后病情才逐渐稳定。自此，妈身体元气大伤，但当时条件无法进一步调理，只有在家中静养。妈妈心中始终郁闷，肝火甚旺，烦躁不安。

也是 1947 年的初冬，一个周末，我们全家都去武大礼堂观看《金玉满堂》的演出。回家启锁开门一看，满室狼藉，衣物四处散落。而卧室的窗子则洞开，显然盗贼曾来光顾。只见地板上撂着两个大包袱，里面全是我们的衣服。原来窃贼作案尚未毕，主人已归家，只得仓促弃物跳窗而去。我们则是虚惊一场。另一次，窃贼却得手了。一个大晴天，妈妈把她贵重的衣服都挂在院中晾晒吹风，不料全部为窃贼一把掠去，片甲不留，呜呼！要知那年月再也添置不起新衣，其中有几件还是抗日战争前缝制的。我们全家人都心疼又无奈。

那本来就是一个令人心疼又无奈的年月。中国的社会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盗贼四起；而革命的浪潮即将席卷全国，正是阴云密布，山雨欲来风满楼。妈妈在她的旅途中，学习着她的经验，体味着她的人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与风格，越来越豁达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