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详细内容

著名作家梁晓声散文精选集。收录了关于个人成长、家族记忆、小人物命运、人生思索等方面的精美散文。梁晓声的文字朴素、真挚、忧郁、豪迈,他的散文展现最普通人的生活,又闪耀着理想的光芒,善于表现人性在逆境中的亮光,充满深切的人文关怀。

作者:梁晓声页数:分类:散文
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日期:2013.08ISBN:978-7-101-09503-6
定价:¥39.00版印次:

☆  二十年散文精选,超值收藏:著名作家梁晓声散文精选,收录1993到2013年二十年间的散文作品四十余篇,特别收录作者荣获2011、2012年散文年度大奖的作品,以及2013年新作!

☆  私人化的书写,感人至深:本书呈现的是犀利的理想主义者梁晓声的另一面,温情、感性、坦荡!以质朴的语言,细腻的笔触,写母亲的逝,兄长的病,父亲的老……写润砾成珠的爱情、友情、亲情……在强烈的家国情怀之外,更多的是梁晓声的私人书写。

☆  附赠精致纪念书签:最纯粹、质朴、细腻的散文集,随书赠送精致纪念书签一枚,精彩不容错过!

晓声给我们一种非常感性的现实主义,他不对历史的本质发言,他为平民树碑立传,这里包含着对历史另类的叙述,对于我们记忆另类的叙述,是我们现在所习惯的东西完全没有的。

——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  张颐武

我对晓声的主要印象有:一是文坛上辛勤的跋涉者,二是民族心灵的抚慰者。

——作家、《文艺报》副社长  蒋巍

晓声的创作很广泛,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执着追求现实主义的以平民题材、平民情怀来写作的平民作家。最近重点看了他几部写亲情的文章,真是看了会使人掉眼泪,……是有真感情、有平民情怀的。

——作家   何镇邦

我们对梁晓声的作品一切的评论都是建立在感动上,如果没有感动,今天的赞扬是没有意义的。

——作家、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胡平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永恒的,比如说大地、人民、底层和那种人从困境中的奋争,这些东西是永恒的,在这方面晓声是抓住了的……

——作家、《中国作家》副总编   雷达

文如其人,其文品与人品是一致的,这点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的作品和他的人格、实践是一致的。他的心能与普通老百姓贴的更紧,他的忧患意识正是从这里来的。

——作家、《人民文学》主编   程树榛

晓声创作突破有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原有的悲壮的色彩中加入了柔情的色彩;另外写作视角上也有变化,从社会公共视角转向了普通民众的个体生命的视角。

——作家、文艺评论家   吴秉杰

内容简介

著名作家梁晓声散文精选集。收录了关于个人成长、家族记忆、小人物命运、人生思索等方面的精美散文。梁晓声的文字朴素、真挚、忧郁、豪迈,他的散文展现最普通人的生活,又闪耀着理想的光芒,善于表现人性在逆境中的亮光,充满深切的人文关怀。

作者简介

梁晓声,当代著名作家、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创作过大量极具影响的小说、散文、随笔及影视作品。主要作品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中国人的日常》《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雪城》《知青》《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他的文字兼具作家、学者、思想者等多个维度,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目  录  

Ⅰ. 一种圆满的滋味

更老的我,与老态龙钟的哥哥相伴着走向人生的终点,在我看来,倒也别有一种圆满滋味在心头。对于绝大多数的人,人生本就是一堆责任而已。参透此谛,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尤其是缘,不论怎样,皆当润砾成珠……

慈母情深

我的小学

第一支钢笔

如何面对困境

“过年”的断想

丢失的香柚

初恋

16路公共汽车

婚姻

父亲与茶

父亲的演员生涯

母亲养蜗牛

母亲播种过什么

兄长

当爸的感觉

体恤儿子

心灵的花园

感激

Ⅱ. 暗夜里的微光

我走着走着,我就流泪了。那一天,是我当父亲以来,第一次知道心疼孩子。以前呢,我的心都被穷日子累糙了,顾不上关怀自己的孩子们了……

从前的事

一个青年和他的青春期

离乡

喷壶

孩子和雁

“巴顿将军”的荣誉

玻璃匠和他的儿子

玉顺嫂的股

老妪

歌者在桥头

羊皮灯罩

乘客与黑车司机

茶村印象

瘦老头

小垃圾女

一个陌生女孩的来信

带桔色袖套的人

Ⅲ. 美丽心灵的院落

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处院落。在未来的日子里,有许多人将会教给我们许多谋生的技艺和与人周旋的技巧。但为我们的心灵充当园丁的人,将很少很少……

我养鱼,我养花

“十姐妹”出走

练摊儿

人生真相

让我迟钝

沉默的墙

一天的声音

我的梦想

读的烙印

解剖我的心灵

精彩试读

母亲养蜗牛

母亲是住惯了大杂院的。

大杂院自有大杂院的温馨。邻里处得好,仿佛一个大家庭。故母亲初住在北京我这里时,被寂寞所囿的情形简直令我感到凄楚。单位只有一幢宿舍楼,大部分职工是中青年,当然不是母亲聊天的对象。由于年龄、经历、所关注事物之不同,除了工作方面的话题,甚至也不是我的聊天对象。我是早已习惯了寂寞的人,视清静为一天的好运气,一种特殊享受。而且我也早已习惯了自己和自己诉说,习惯了心灵的独白。那最佳方式便是写作。稿债多多,默默地落笔自语,成了我无法改变的生活定律了。

我们住的这幢楼,大多数日子,几乎是一幢空楼。白天是,晚上仿佛也是。人们在更多的时候不属于家,而属于摄制组。于是母亲几乎便是一位被“软禁”的老人了……

为了排遣母亲的寂寞,我向北影借了一只鹦鹉。就是电影《红楼梦》中黛玉养在“潇湘馆”的那一只。一个时期内,它成了母亲的伴友,常与母亲对望着,听母亲诉说不休。偶尔发一声叫,或嘎唔一阵,似乎就是“对话”了。但它有“工作”,是“明星”,不久又被“请”去拍电影了。母亲便又陷入寂寞和孤独的苦闷之中……

幸而住在我们楼上的人家“雪中送炭”,赠与母亲几只小蜗牛,并传授饲养方法,交待注意事项。那几个小东西,只有小指甲的一半儿那么大,呈粉红色,半透明,隐约可见内中居住着不轻易外出的胎儿似的小生命。其壳看上去极薄极脆,似乎不小心用指头一碰,便会碎了。

母亲非常喜欢它们,视若宝贝,将它们安置在一个漂亮的装过茶叶的铁盒儿里,还预先垫了潮湿的细沙。有了那么几个小生命,母亲似乎又有了需精心照料和养育的儿女了。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仿佛又变成一位责任感很强的年轻的母亲。她要经常将那小铁盒儿放在窗台上,盒盖儿敞开一半,使那些小东西能够晒晒太阳。并且,要很久很久地守着,看着,怕它们爬到盒子外边,爬丢了。就好比一位母亲守在床边儿,看着婴儿在床上爬,满面洋溢母爱,一步不敢离开,唯恐一转身之际,婴儿会摔在地下似的。连雨天,母亲担心那些小生命着凉,就将茶叶盒儿放在温水中,使沙子能被温水焐暖些。它们爱吃的是白菜心儿、苦瓜冬瓜之类,母亲便将这些蔬菜最好的部分,细细剁了,撒在盒儿内。一次不能撒多,多了,它们吃不完,腐烂在盒儿内,则必会影响“环境卫生”,有损它们健康。它们是些很胆怯的小生命,盒子微微一动,立即缩回壳里。它们又是些天生的“居士”,更多的时候,足不出“户”,深钻在沙子里,如同专执一念打算成仙得道之人,早已将红尘看破,排除一切凡间滋扰,“猫”在深山古洞内苦苦修行。它们又是那么的羞涩,宛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名门闺秀。正应了那句话,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偶尔潜出“闺阁”,总是缓移“莲步”,像提防好色之徒攀墙缘树偷窥芳容玉貌似的。觉得安全,便与它们的“总角之好”在小小的“后花园”比肩而行。或一对对,隐于一隅,用细微微的触角互相爱抚、表达亲昵……

母亲日渐一日地对它们有了特殊的感情。那种感情,是与小生命的一种无言的心灵之倾诉和心灵之交流。而那些甘于寂寞,与世无争、与同类无争的小生命,也向母亲奉献了愉悦的观赏的乐趣。有时,我为了讨母亲的欢心,常停止写作,与母亲共同观赏……

八岁的儿子也对它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开始经常捧着那漂亮的小蜗牛们的“城堡”观赏。那一种观赏的眼神儿,闪烁着希望之光。都是希望之光,但与母亲观赏时的眼神儿,有着质的区别……

“奶奶,它们怎么还不长大啊?”

“快了,不是已经长大一些了么?”

“奶奶,它们能长多大呀?”

“能长到你的拳头那么大呢!”

“奶奶,你吃过蜗牛么?”

“吃?……”

“我们同学就吃过,说可好吃了!”

“哦……兴许吧……”

“奶奶,我也要吃蜗牛!我要吃辣味儿蜗牛!我还要喝蜗牛汤!我同学的妈妈说,可有营养了!小孩儿常喝蜗牛汤聪明……”

“这……”

“奶奶,你答应我嘛!”

“它们现在还小哇……”

“我有耐性等它们长大了再吃它们。不,我要等它们生出小蜗牛以后再吃它们。这样我不就永远可以吃下去了么?奶奶你说是不是?……”

母亲愕然。

我阻止他:“不许你存这份念头!不许你再跟奶奶说这种话!难道缺你肉吃了么?馋鬼,你是一头食肉动物哇?”

儿子眨巴眨巴眼睛,受了天大委屈似的,一副要哭的模样……

母亲便哄:“好,好,等它们长大了,奶奶一定做了给你吃。”

我说:“不能什么事儿都依他!由我替奶奶保护它们,看谁敢再提要吃它们!”

儿子理直气壮地说:“吃猪肉、羊肉、牛肉可以,吃鸡肉可以,吃烤鸭可以,为什么吃蜗牛就不行?”

我晓之以理:“我们吃的是肉……”

儿子说:“我想吃的也是蜗牛肉呀,我说吃它们的壳了么?”

我说:“你得明白,人自己养的东西,是舍不得弄死了吃的。这个道理,是尊重生命的道理……”

儿子顶撞我:“你骗小孩儿!你尊重生命了么?上次别人送给你的蚕茧儿,活着的,还在动呢,你就给用油炸了!奶奶不吃,妈妈不吃,我也不吃,全被你一个人吃了!我看你吃得可香呢!……”

我无言以对。

从此,儿子似乎更认为,首先在理论上,有极其充分的、天经地义的、无可辩驳的吃蜗牛的根据了……

从此,母亲观看那些小生命的时候,儿子肯定也凑过去观看……

先是,儿子问它们为什么还没长大,而母亲肯定地回答—它们分明已经长大了……

后来是,儿子确定地说,它们分明已经长大了。不是长大了些,而是长大了许多,而母亲总是摇头—根本就没长……

然而,不管母亲怎么想,怎么说,也不管儿子怎么想,怎么说,那些小小的生命,的的确确是天天长大着。在母亲的精心饲养下,长得很迅速。壳儿开始变黑了,变硬了,不再是些仿佛不经意地用指头轻轻一碰就易破碎的小东西了。它们的头和它们的柔软的身躯,从它们背着的“房屋”内探出时,也有形有状了,憨态可掬,很有妙趣了。它们的触角,也变粗变长了,俩俩一对儿,在盒之一隅卿卿我我,“耳鬓厮磨”之际,更显得情意缱绻,斯文百种了……

那漂亮的茶叶盒儿,对它们来说未免显得小了。

于是母亲将它们移入另一个盒子里,一个装过饼干的更漂亮的盒子。

“奶奶,它们就是长大了吧?”

“嗯,就是长大了呢……”

“奶奶,它们再长大一倍,就该吃它们了吧?”

“不行。得长到和你拳头一般儿大。你不是说要等它们生出小蜗牛之后再吃它们么?”

“奶奶,我不想等到那时候,我只吃一次,尝尝什么味儿就行了……”

母亲默不作答。

我认为有必要和儿子进行一次更郑重更严肃些的谈话。

一天,趁母亲不在家,我将儿子扯至跟前,言衷词切,对他讲奶奶抚养爸爸、叔叔和姑姑成人,一生含辛茹苦,忍辱负重,是多么地不容易。自爷爷去世后,奶奶的一半,其实也已随着爷爷而去了。爸爸的活法又是写作,有心挤出更多的时间陪奶奶,也往往心恳而做不到。爸爸的时间,常被某些不相干的人不相干的事侵占了去,这是爸爸对奶奶十分内疚而无奈的。奶奶内心的孤独和寂寞,是爸爸虽理解也难以帮助排遣的。为此爸爸曾买过花,买过鱼。可养花养鱼,需要些专门的常识。奶奶养不好,花死了,鱼也死了。那些小小的蜗牛,奶奶倒是养得不错,而你还天天盼着吃了它们,你对么?……

儿子低下头说:“爸爸。我明白了……”

我问:“你明白什么了?”

儿子说:“如果我吃了蜗牛,便是吃了奶奶的那一点儿欢悦……”

我说:“既然你明白了,以后再也不许对奶奶说吃不吃蜗牛的话了!”

儿子一副信誓旦旦的模样,诺诺连声。果然再不盼着吃辣味儿蜗牛、喝蜗牛汤了。甚至,再不关注那更漂亮的蜗牛们的新居了……

一天,我下班回到了家里,母亲已做好晚饭,一一摆上桌子。母亲最后端的是一盆儿汤,对儿子说:“你不是要喝蜗牛汤么?我给你做了,可够喝吧!”

我愕然。

儿子也愕然。

我狠狠瞪儿子。

儿子辩白:“不是我让奶奶做的!……”

母亲也说:“是我自己想做给我孙子喝的……”

母亲说着,朝我使眼色……

我困惑。首先拿起小勺,舀了一勺,慢呷一口,鲜极了!但我品出,那绝不是什么蜗牛汤,而是蛤蜊汤。

我对儿子说:“奶奶是为你做的,你就喝喝吧!”

儿子迟疑地拿起小勺,喝了起来。

我问:“好喝么?”

儿子说:“好喝。”

又问:“奶奶对你好不好?”

儿子说:“好……奶奶,等我长大了,能挣钱了,挣的钱都给你花!……”

八岁的儿子动了小孩儿的感情,眼泪吧嗒吧嗒落入汤里。母亲欣慰地笑了……

其实母亲将那些长大了的,她认为完全能够独立生活了的蜗牛放了。放于楼下花园里的一棵老树下。那儿土质松软,潮湿,很适于它们生存。而且,老树还有一深深的树洞。大概是可供它们避寒的……

母亲依然每日将蜗牛们爱吃的菜蔬之最鲜嫩的部分,细细剁碎,撒于那棵树下……

一天,母亲喜笑颜开地对我说:“我又看到它们了!”我问:“谁们呀?”

母亲说:“那些蜗牛呗。都好像认识我似的,往我手上爬……”

我望着母亲,见母亲满面异彩。

那一刻,我觉得老人们心灵深处情感交流的渴望,真真的令我肃然,令我震颤,令我沉思……

而长大成人的儿子们和女儿们,做了父母的儿子们和女儿们,四十多岁五十多岁的儿子们和女儿们,我们还能够细致地经常洞察到这一点么?

冬天来了。

树叶落光了。

大地冻硬了。

母亲孑然一身地走了。我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妈,来年春天,我会像您一样,天天剁了细碎的蔬菜,去撒在那一棵老树下……”

那些甘于寂寞的,惯于离群索居的,羞涩的,斯文的,与世无争与同类无争的蜗牛们啊,谁知它们是否会挨过寒冷的冬天呢?谁知它们明年春天是否会出现在那一棵老树之下呢?

它们真的会认识饲养过它们的我的老母亲么?居然也会认识那样一位老母亲的儿子么?……

愿上帝保佑它们!

父亲与茶

父亲是从不饮茶的。

我想,他年轻时大约也在什么场合饮过几次茶的吧。当然,那天他肯定被失眠所折磨了,结果再就畏茶如畏虎。

正如酒于父亲也是如此。

1963年冬季,春节前,父亲从四川辗转数千公里回到了家。四川是他支援大三线建设的最后停驻地,他背回了一个自己缝做的特大的帆布袋,里边剩有二十几个冻得很硬的大米面馒头、三双从工地上捡的劳保鞋、十几双线的劳保手套、四顶兔毛帽子、几件毛线背心、五十来斤四川大米。父亲背着这些东西,首先要从山岭间搭来往于工地的运输卡车去到乐山;再从乐山乘长途公共汽车到成都;从成都乘列车到北京;从北京转乘列车到哈尔滨。

当年的中国列车,最快时速也就80公里,而通常的时速是60公里。从四川到哈尔滨,父亲经历了五个整天。一名建筑工人的探亲假是不能享受卧铺的。当年一名乘客即使买的是有座票,在长途列车上其实无座可坐也是司空见惯之事。因为当年列车超载很正常,有时超载人数甚至过半,而有些城市的列车站干脆售的就是无座票。

春节前是客运高峰时期,许多要赶回家过春节的人能买到一张无座票已觉相当幸运。正是列车经常严重超载的时期,列车上往往这么广播:“各位乘客,本次列车由于超载,决定取消座号,请乘客们发扬社会主义风格,互相谦让,轮流而坐。男同志应该照顾女同志,成年人应该照顾老弱病残及儿童……”

父亲不但是成年人,而且是穿工作服的受人尊敬的工人阶级之一员,他一路上当然会自觉发扬社会主义风格。换一种说法那就是,五个整天里他肯定经常是站在列车里的。

父亲回到家里时,双腿浮肿得一按一个坑,却那么高兴。二十几个冻得很硬的馒头中,有半个上边留下了父亲的牙印。三双劳保鞋是翻毛水牛皮的,每一只都有磨破处,也都被父亲用皮片儿补好了,那是他从工地上捡的,带回来给我、哥哥和三弟穿。三双由父亲补过的劳保鞋,对于我们兄弟三人的脚都未免太大了。线手套也是父亲从工地上捡的,也都由父亲补过了。而毛线背心,则是父亲将捡到的但破得没法补的手套拆成了线,再用染料染了,一针针织成的。有母亲一件,还有妹妹一件。四顶兔毛帽子却是新的,是列车经过西北某站时父亲在站台上买的,我们兄弟四人一人一顶。父亲最后从大帆布袋里取出的是一个牛皮纸包,有包一斤蛋糕的纸包那么大。

他将纸包递给母亲,叮嘱说:“这是茶,在咱们东北是稀罕东西,哪天要分给邻居,放好,千万别沾水。”

1963年我已经十四岁了,还没见过茶。但从读过的小说里知道,茶是南方有身份人家待客的饮料。

第二天,父亲和母亲一块儿将茶分成十多份,一一用红纸包好。红纸是我替母亲买的,五分钱一张,母亲让我买了两张。母亲本是要用红纸亲手做拉花的,而父亲坚决主张用红纸包茶,说那才显得心诚。我在一旁裁红纸时,母亲一味絮叨些舍不得的话。母亲陪着父亲,挨家挨户将茶送给邻居,回家时都满脸高兴,我想那足以证明,收到茶的邻居们也都很高兴的。初一上午,全院孩子们大串门儿。在我们那个大院儿,拜年首先是由小字辈开始的。

一户邻居家的大婶问我:“除了茶,你爸还带回了什么好东西呀?”随口一问的话。

我说:“还带回了五十多斤大米呢!”也是随口一答的话。

就见大婶和大叔交换了一次意味深长的眼神。那是一户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

我当时觉得大叔大婶的眼神很奇怪。

初二晚上,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家的女孩来到了我家,将用红纸包着的茶原封不动退送给我家了。女孩代她爹妈说,她家没人喜欢饮茶,好东西别白瞎了。

在我看来,那是一件挺正常的事。几年也见不着一次茶的哈尔滨人,对待并不留下吃饭的客人的礼节分为三个等级—白开水、白糖水、红糖水。至于茶,其实并不比红糖水的规格更高。所以既然不喜欢饮,再给我家送回来挺自然的。女孩走后,父亲和母亲满脸困惑了。

父亲说:“别是因为有什么事使人家不高兴了吧?”

母亲说:“一向处得很好啊!”想了想,问我初一去拜年时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没有。我就将我在邻居家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因母亲之问感到冤枉。

父亲一拍脑门说:“错!错!怎么没想到也送些大米给人家?”

1963年中国许多省份发生旱情,水稻严重减产。全哈尔滨市的居民,由每人每月二斤大米减少到了一斤。那女孩的姥姥姥爷都是南方人,他家的大米从来不曾为过春节攒下过。

母亲此时也想到了这一点,后悔极了,而父亲已搬出米袋子往一只盆里倒米了。

母亲说“行了”,父亲嫌太少,但母亲接着说出一句话,使父亲犹豫不决了。

母亲说:“只送给一家,其他几家不送,邻里间还不分出远近来了?再者,是人家把茶送回来了在先,咱们又送米过去在后,不是反而闹得双方都不尴不尬的?”

如果给每户邻居都送些米,哪怕一户二三斤,那父亲千里迢迢背回的米也就只剩一小半了。别说母亲多么舍不得了,连父亲也觉得像割肉,而我们几个儿女更舍不得。尽管,大米只不过是四川糙米!

米最终没送。

那包茶,母亲后来送给了别人家。

我们两家邻居的关系,并没因而出现裂痕,但两家的大人孩子,心里都留下了隐隐的不悦,只不过都尽量掩饰。

父亲临走时还埋怨我:“你说那么一句干什么啊?!”

从此,我与父亲天各一方,每隔多年才能同时与家人团圆,仅两个星期,并且通信也少,因为父亲只不过在“扫盲”运动中识过不多的字,我的信他若不请人读,自己是看不明了的。而父亲又必亲笔回信,仅一页纸而已,字体大且歪歪扭扭,夹杂着错别字。这使我每次给父亲写信,总是难免犹豫不决。

1971年,也是春节前,我从兵团回哈尔滨探家。那个冬季多雪而寒冷,父亲原本是准备与我同时探家的,却没成行—他在家信中写的原因是:“建设任务紧张,请不下假来。”

自从1963年我与父亲一别,我们父子二人已八年没见过面了。而母亲在八年中,已苍老成一个老太婆了。

母亲告诉我,父亲从四川寄回了一斤茶叶,信上说是花八元钱买的头季芽茶,要我在春节前按地址送给某人。那一年我已二十二岁,还没饮过一口茶水呢!父亲每月最多才能往家里寄四十元,自己又节俭得要命,都舍不得花几分钱买食堂的菜吃,一块腐乳下三天的饭,却居然用八元钱买一斤茶,千里迢迢地寄回来送人,我想父亲一定是欠了对方极大的人情。

那天,哥哥疯着,母亲关节炎很重,三弟也下乡了,四弟小妹没办过重要之事,那一斤珍贵的茶只有我去送了。在当年的哈尔滨,整整一斤四川的好茶,确乎算得上珍贵了。

“动力之乡”在郊区,我家离那儿有三十多里,且交通不便。当年是没有什么出租车的。我先乘公共汽车到了郊区某站,下车后开始步行。由于那一段公路来往车辆少,一尺多深的积雪尚未被压平,我一脚一个雪坑走了二十来里,才终于到达“动力之乡”。在那一带,样式一律的平房和楼群左一片右一片,此片彼片相距挺远。父亲寄给家中的地址上仅写了第几工人宿舍区第几排第几号,而那是根本不能将茶送到的。因为当年的“动力之乡”,是由三个大厂组成的。每个厂又分干部宿舍区和工人宿舍区;多数干部住楼房,多数工人住平房。这些父亲都没写清楚,我忽东忽西奔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打听出个结果,最后只有气喘吁吁地站立在冰天雪地之中,望着一栋栋高楼、一排排平房,沮丧极了。

到家时,天已黑了。而我将一斤好茶丢在公共汽车上了。

当母亲听我说非但没将茶送到,还将茶丢了,眼神呆呆地望着我,整个人被定身法定住了似的。

许久,母亲才缓过神来,惴惴不安地说:“这可咋办?这可咋办?我猜你爸肯定是遭遇到了特别为难的事,急着求人帮忙化解,不然会舍得花八元钱买一斤茶送人?你知道的,你爸他可是万事不求人的性格啊!这可咋办?儿子这可咋办啊?由谁写信告诉你爸实情呢?咱们总不该撒谎骗他吧?”

父亲的性格我当然清楚,母亲的猜想也正是我的猜想,当然告诉父亲实情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我对母亲内疚地说:“妈,别急成这样。急也没用,由我写信告诉我爸。”

因为那一斤茶的丢失,1971年的春节,我们全家谁都过得高兴不起来。八元钱一斤的四川好茶也只不过是茶,我们和母亲高兴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一种大的担忧—父亲他究竟遭遇到了什么事,使他这个从不求人的人非求人不可?

回到连队,我才给父亲写信。我在信中实话实说,承认那包茶被我丢失了,接着用一大段文字细写我寻找地址上的人家多么多么不容易,我认为那种客观原因也是必须让父亲了解的。再接着,批评父亲粗心大意,自己应该将地址搞详细了嘛。最后,询问父亲究竟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是否超出了自己克服不了,非求人相助不可的程度?如果并没超出,那么还不如自己迎难而上克服过去为好。那些话,反倒有一种儿子教训父亲的意味。

1971年整整一年内,父亲没回信。我明白,我伤了父亲的自尊心,他生我气了。

转眼到了1973年夏季,我又一次探家。而父亲,也终于与我同时探了一次家。那一年是我下乡的第五个年头,屈指算来,我与父亲整整十年没相见了。

父亲已秃顶。我印象中那个身体强健的父亲,变成了形销骨立的老父亲,两眼却还是那么炯炯有神。也唯有此点,仍能显出他倔强又正直的老工人的性格。

父亲又带回了一斤好茶。

他要亲自将茶送给据他所说的“一个好人”。但他出示的地址,还是两年前使我白辛苦了一次的地址。

我说按照那个地址他肯定也会白辛苦一次,他却一意孤行,没法子,我只得相陪而往。

一路上,我和父亲都矢口不提两年前被我丢失了的那一斤好茶。我也没因两年前写给父亲那封信而向父亲认错,因那么一来,就会提到那一斤被我丢失的好茶。而父亲也没解释什么,更没训我,仿佛两年前我们父子之间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

我和父亲用了更长的时间寻找“一个好人”的家,却没找到。那天很热,我和父亲心里同样着急,我们父子俩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埋怨了父亲几句,惹得父亲光火起来,站在路旁冲我吼:“我是你父亲!我做什么事自有我的道理!你不埋怨我不行啊?”

我也冒火了,大声顶撞:“我哥哥生病了,我已经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不必也不应该瞒我!我有权知道!”父亲气得举起了巴掌,几乎就要扇我一耳光。

团圆的日子里,父亲一直生我的气。到他回四川的前一天,他的气才终于消了些。我往列车站送他时,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到该告诉你知道的时候,当然就会告诉你。但也许,一辈子都不告诉你,也不告诉你妈,更不告诉你弟弟妹妹!”

父亲将他带回的一斤茶又带回了四川,怕留在家里,母亲收藏得不好,糟蹋了。

他的话,使我心怀不安地离开了家。

1977年春节前,我从北京回到了哈尔滨。当时,我已经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编辑,而父亲已经退休了。父亲是六十三岁才退休的,因为家中生活困难,单位照顾他晚退休三年。

雪后的一天,父亲命我陪他将他再次从四川带回的那斤茶给他所言的“一个好人”送去。那斤茶,第一次带回哈尔滨时是绿的,再次被父亲带回时,已是褐色的了。父亲舍不得一次次花钱买,请四川茶厂里的茶工将那斤茶焙成了干茶,那样就容易保存了。我提醒父亲:“如果还是原先那地址,不去也罢。明明找不到却非去,何必呢?”

父亲表情深沉地说:“有新地址了。现在的地址确切无误,今天咱们一定会找到他。”

路上,父亲告诉我,“文革”开始不久,他这名获得过许多奖状的老建筑工人,竟被不知何人写的一封信揭发成了“伪满时期”的“汉奸特务”。因为父亲会说几句日本话,档案里又有在日本药店当过小伙计的记载,所以造反派们对揭发深信不疑。

“他们将我两条胳膊反吊起来拷打我,像当年的日本人拷打咱们抗日的中国人一样,不但逼我承认是汉奸特务,还逼我揭发别的汉奸特务。我横下一条心,诬陷我的事,打死我也不承认……”父亲讲得很平静,我却听得惊心动魄—那是我这个“红五类”的儿子根本想不到的事。

我心疼地低声说:“爸,其实你当时承认了也没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父亲说:“那不行。我如果承认了,你1974年还能上大学吗?我如果承认了,咱们家不就一下子变成‘黑五类’家庭了?你们能一下子承受得住日后的种种歧视吗?我如果承认了,继续逼我揭发别人,那我又该怎么办?所以当年我只能横下一条心,诬陷在我头上的事,打死也不承认。”

父亲的话使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

我和父亲并没再去“动力之乡”,父亲引领我来到了近郊的一处公墓。在一块木牌上,刻着“一个好人”的姓名。父亲说:“就是他,咱们山东的一个人。也是我十七岁那年到东北以后,给过我许多爱护的人。当年是他介绍我到一家挺大的日本药店去做小伙计的,而我经常向他汇报日本人尤其日本军人到药店去开药的情况。当年我就猜到了他是抗联的人,解放后他当上了一个县的武装部部长。‘文革’中,四川的造反派来到哈尔滨向他搞外调,巴不得由他证明我千真万确曾是‘汉奸特务’。那时他自己也进了‘牛棚’,但他将那些造反派顶得一愣一愣的。他说,你们想要从我这儿得到证言的事,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造反派们才不得不结束对我的隔离审查,你才能够顺利地上了大学,咱们家才没成为‘黑五类’家庭。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喝茶的习惯,但我总得表达一种心意吧!除了茶,我也再没什么更好的东西值得从四川带回来送给他啊!”

父亲将那包从四川带回来又带回去退休后再带回来的茶和一瓶白酒,恭恭敬敬地放在坟前。

我说:“爸,这么放这儿不行,会被看到的人拿走的。”

不由自主地,我跪下了。

我将白酒浇在茶包上,用打火机将茶包点燃了。我和父亲一样,既是一个不喜欢喝酒的人,也是一个不喜欢饮茶的人。

父亲已于十几年前去世了。

如今,茶已成了中国人之间普遍送来送去的见面礼,而且包装越来越考究,甚至到了不必要的极其奢华的程度。

而今天,我时常回忆起父亲与茶、我们全家与茶的那一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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