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影评集。

这不仅仅是一本影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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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日本学者藤井省三的四十篇华语电影评论文章。

不同于那些专注于电影语言分析与心理分析的常规套路，本着对中国电影的热爱，作者展开了一场对中国文学、艺术、风俗、历史的影像之旅。

在本书中，作者以时间顺序为纵轴，以地域划分为横轴，以一名外国学者的新鲜视角，重新评析了华语电影长河中一颗颗熠熠生辉的明珠。

★★★★★

通过回顾经典电影《家丑》，作者展开了一场对中国当铺的历史大考究。

通过赏析《滚滚红尘》，作者滔滔不绝地品评起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乱世情缘。

通过解读蔡明亮的作品，作者将中国民间传说糅合进导演创作的集体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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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华语电影之窗，观看中国璀璨深厚的历史文化。

读者则通过观看作者的观看方式，打开全新的文化视角。

这是一场审美的互相凝视。

这是一场跨越文化的隔空观影。

前言 / 1

第一章   影像中的近代中国

传统大家族制度的崩溃《家丑》（刘苗苗） / 7

流浪艺人和无家少女《变脸》（吴天明） / 13

黄金时代的女星传奇《阮玲玉》（关锦鹏） / 17

围墙里的旗袍秀《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 / 25

女作家的恋爱《滚滚红尘》（严浩） / 29

男人的旧证书和女人的废纸篓《春桃》（凌子风） / 35

无法无天的大地《红高粱》（张艺谋） / 3

9批判和反思《南京大屠杀》（吴子牛） / 46

残留孤儿的故事《清凉寺的钟声》（谢晋） / 53

第二章   新中国初期的光影回忆

四合院中的“文革”回忆《蓝风筝》（田壮壮） / 67

向东洋艺术倾斜《霸王别姬》（陈凯歌） / 77

动乱年代的中国平民《活着》（张艺谋） / 83

怀旧的大地《我的父亲母亲》（张艺谋） / 87

阴霾中的灿烂阳光《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 / 91

从大理走出来的天才舞蹈家《太阳鸟》（杨丽萍） / 95

第三章   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小城中迷失的青春《站台》（贾樟柯） / 106

改革开放时代的山村气息《被告山杠爷》（范元） / 110

红辣椒提出的诉讼《秋菊打官司》（张艺谋） / 114

大山中的父与子《那山那人那狗》（霍建起） / 120

文学和电影中的家《心香》（孙周） / 125

新北京人的“单位”生活《混在北京》（何群） / 129

北京的自行车和警察《民警故事》（宁瀛） / 135

京人在纽约《推手》（李安） / 141

英语也疯狂、电影也疯狂《疯狂英语》（张元） / 146

现代上海的私小说和“我们的电影”《横竖横》（王光利） / 150

第四章   香港“回归”和自我意识

味道奇妙的恋爱故事《重庆森林》（王家卫） / 164

搭档在哪里《堕落天使》《花样年华》（王家卫） / 169

大陆人“充满甜蜜”的香港《甜蜜蜜》（陈可辛） / 173

商业街的青春像《香港制造》（陈果） / 178

女人是“愈快乐愈堕落”吗？《愈快乐愈堕落》（关锦鹏） / 182

失败者复活的香港梦《少林足球》（周星驰） / 187

香港的实验性侦探电影《天有眼》（赵崇基） / 191

第五章   台湾自画像

作为历史记忆的电影《悲情城市》（侯孝贤） / 203

随着单簧管音符流淌的意识《沙河悲歌》（张志勇） / 213

不安街道上的少年们《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杨德昌） / 218

没有地铁的台北街道《麻将》（杨德昌） / 221

拐考生的故事《热带鱼》（陈玉勋） / 225

台北的堕落天使们《青少年哪吒》（蔡明亮） / 230

污浊河水中的台北人《河流》（蔡明亮） / 237

“外省人”一家的“饮食男女”《饮食男女》（李安） / 241

后记 / 245

传统大家族制度的崩溃

《家丑》（刘苗苗）

原作：季宇《当铺》

拍摄：1994（中国大陆）

演员：王志文、何冰

鲁迅记忆中的当铺 1922 年，鲁迅在自己的作品集《呐喊》的序言中回顾了自己的半生。大约在鲁迅十五岁的时候，为了筹集父亲的医药费，他经常独自往来于药店和当铺：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的目光中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买药。

过去，中国的当铺为了防火防盗，都有着高高的墙壁和库房，而那种三米来高的柜台更是当铺的一大特色。绍兴市教育局出版的解说书《鲁迅作品中的绍兴风貌》（1981）中，对当时的当铺描述如下：

在绍兴开当铺的都是些官僚、地主之类的人，而且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财产和势力是无法开当铺的。铺子里会专门雇一些“保镖”和“武术好手”，以防备盗贼及心怀不满者的袭击。鲁迅当时经常往来的当铺是“恒济当店”。在中国，质铺被称为“当店”“当铺”。

如今在台湾、香港等地，仍有写着大大的繁体“當”字的当铺。当铺这样的事物是伴随着货币经济和科技文化的发展而诞生的。在银行、保险业出现之前，当铺作为短期动产金融业，担负了重大的社会职能。顺便说一句，日本三井财阀的创业者就是江户初期的当铺主三井高利（1622—1694）。根据浅田泰三撰写的《中国质屋业史》记载，中国当铺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公元五世纪的南北朝时期，它起源于寺院为了赈济贫民而设置的质库。随后在唐宋时期，当铺作为替地主、富豪、商人提供稳定资金的金融业而得以发展，并于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清代迎来鼎盛时期。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当铺虽然逐渐衰落，但截止至1930 年，全国仍有四千六百余家残存。和同时期的日本当铺相比，中国当铺的平均资本乃是日本的六倍。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所有当铺都被改组成了中国人民银行管辖下的公益当铺。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所有当铺都被终止营业。

一家的盛衰

《家丑》是民国时期的故事，那时的当铺还是相当有势力的。按照朱家的盛衰，我们可以将影片分成四场。第一场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朱家的事业蒸蒸日上，一家之主朱华堂年富力强、充满自信地掌管着朱家的当铺。唯一让他担心的是他的二儿子——由于长子在留学日本时死于事故，妻子对次子朱辉正娇纵得有些过分。朱华堂每次对这个将要继承家业的儿子严加管教的时候，朱辉正总是表现出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家中的佣人中，有两个和辉正同辈的年轻人——少年田七和少女阿芳。这二人都是佃户的孩子，被朱华堂买来收养，每日都勤勤恳恳地劳作着。

第二场的时间是1930 年夏天，朱家在达到鼎盛期之后开始走下坡路。其导火索就是一件被称为“口塞”的玉器。妓院的老鸨将一个死了的妓女的衣服当给了朱家当铺，掌柜在衣兜里发现了这件国宝级的宝贝。在中国古代，从商周时代开始就有在死者嘴中放置玉蝉或玉片的风俗，这种玉器被称为“含”。西汉时代，这种习俗甚至发展为用玉片将尸体完全覆盖起来。据考古学家林已奈夫介绍：“玉具有很纯的阳精，如果服食的话，可抵御水气。所以玉乃阳精之精髓……正因为玉具有补益生命的‘德’，所以能使人不死，也可防止死后尸体的腐烂。”

已经成了放荡公子的朱辉正从仓库主管田七那里骗来了钥匙，从库房中偷出了“口塞”。朱辉正为了赌博，将“口塞”押给了他当铺。后来，朱华堂在每年一次的库房盘点中发现“口塞”已经丢失，田七因此受到责罚。不过，朱华堂很快发现这件事是自己儿子干的。于是，他继续让田七掌管库房钥匙，同时取消了辉正的继承资格，并准备另娶已经出落得美丽、温良的阿芳为妾，再生一个儿子。阿芳已经对田七暗许芳心，想要和他私奔。但是田七却放不下将来做掌柜的诱惑，选择了忠于主人。另一方面，阿芳在辉正花言巧语的纠缠下，和他私通并怀孕了。当辉正和逼迫他一起私奔的阿芳发生争吵时，响声惊动了朱华堂和佣人们。众人赶来时，阿芳已经死了。朱辉正翻墙逃跑的时候，朱华对着儿子开了枪。

第三场开始已是1935 年的夏天，一位自称来自北方的风度翩翩的资产家在朱家典当了一尊据说能预知雨水的宝贝——玉龟。但是，男子在典当时暗中掉了包，将一个赝品典当给朱华堂。玉龟的当金是七千元，受此打击，朱华堂病倒了。当时，在上海四大百货商场之首的永安公司，男职员的月工资充其量不过五十元。以此类推，便可以想象朱华堂所受的打击之大。其实，这是已成为当地军阀副官的朱辉正所设的一个圈套。朱华堂为了报复，将田七收为养子。另外提一句，第二、三场中连续有玉器登场，这是为什么呢？在中国，有一种用金木水火土来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的五行学说。其中，五行相克，即按照火→水→土→木→金的顺序，后者克制前者而显现。朱华堂是火命，所以钟爱阳性的玉器，但又因为预知雨水的玉龟而生病。影片一开始，老婆子对田七说老爷和长子都是“火命”，所以怕水， 因此长子才会溺水而死。这段对话也是基于五行学说的。

最后一场，是朱田七对自己亲身经历的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的回忆。继承了朱家的朱田七态度异常冷静，甚至令人感到一种冷酷的寒意。

对民国时期的怀旧

本片导演刘苗苗，因《杂嘴子》（1993）一片，在1994 年的中国电影节上为影迷所认可。刘苗苗是位年轻的回族女导演，在《家丑》中她细腻地再现了民国时期的当铺。影片中，朱家的建筑物借用了清末革命家徐锡麟在绍兴的故居。伙计们抱着大算盘在宅子的中庭里站作一排，拨打掌柜所念数字的练习场面，以及身着长衫的朱华堂在寝室中使用马桶的样子，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家丑》中饰演朱辉正的演员，是在《红粉》（1994）中扮演民国时期花花公子的王志文；饰演田七的演员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年轻演员何冰（他当时也活跃在电视荧幕中）。两位男演员充满激情地演绎了一对命运迥异的年轻人。

影片的原作是季宇的小说《当铺》（《小说月报》1992 年3 月刊）。原作中，儿子对于守财奴式的父亲的复仇是一条明确的主线。然而，影片的结尾则是田七放了一把火烧毁朱家，成功地骗取了保险金。这样的结尾不免略显粗糙，但电影中也加入了原作中没有的人物（如掌柜谭如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家丑》上映时，独生子女政策在中国已实行了二十多年，大部分家庭都是三口之家。因此，民国时期的当铺大家族，吸引

了观众好奇的目光。

批判和反思

《南京大屠杀》（吴子牛）

拍摄：1995（中国大陆 / 香港）

演员：秦汉、早乙女爱

南京发生了什么 1937年7月，北京郊外发生“卢沟桥事变”。同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石川达三（1905—1985）于1938年2月发表了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报告文学《活着的军队》。

1937年12月，国民党首都南京被攻陷之后，石川作为中央公论社的特派员前往中国。他在硝烟弥漫的南京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后返回东京，从1938年2月1日到2月12日早晨，一气写满了230张每页400字的稿纸。据石川介绍，“他在南京几乎没有接触将校军官，而是倾尽全力在士兵之间倾听他们的谈话”。（《活着的士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

在这部作品中，凄惨的战斗场面，日本兵的放火、掠夺、强奸等罪行，被一件接一件地描写出来。下文所述的是本应为非战斗人员的随军僧侣片山玄澄的战斗场面。

片山玄澄和扫荡村落残敌的部队一起进入古里村，他左手腕上戴着念珠，右手拿着工兵铲……片山操着干枯的嗓音，和追击部队一起，从一条街道到另一条街道，追逐着逃散的敌兵。

“你这家伙！”操着嘶哑嗓音的随军僧，使劲儿挥着工兵铲。咔嚓，连刃都没开的工兵铲，却有将近一半砍进对方的头颅中，鲜血飞溅。

“你这家伙……你这混蛋……”

随着一次次的砍杀，他手腕上的念珠发出喀拉喀拉的清脆响声。

这个残暴的随军僧在来到战场之前，却也是“在自己的寺院中修行的时候，相信宗教是超越国界的。他想要证明，无论是在印度、中国还是日本，同样的宗教应该能被同样地信仰。这是一个简单的信念，而且他在志愿从军走出寺院的时候，还准备连中国军队的战死者也一起超度的”。

《活着的军队》发表在综合杂志《中央公论》上，该杂志在发行的同时就受到了发行禁止的处分。和该杂志的发行人一起，石川也被东京地方检察院起诉。据公判书记载，当法官质问石川是否伤害了公众对于日本军人的信赖时，石川做了如下的回答：

南京陷落之际，我们举行了提灯游行和庆祝，对此我感到非常愤慨……我认为这伤害了对军人的信赖。大体来说，国民们都将出征的士兵当成神一样看待，这是错误的。我认为必须让他们看到军人作为一个人的真实模样，并在此基础上树立起真正的信赖。所以我要打破现在国民的思维方式。

1938年9月，石川被判监禁四个月，缓期执行三年。

进攻南京，是战地司令部不顾参谋本部反对扩大战争的命令、“毅然独断实行南京追击”的结果。所以军队没有装备、补给的来源，粮食要从中国人手里征缴、掠夺。因此，从杭州湾到南京之间长达四百公里的追击战中，残杀俘虏、掠夺、放火、强奸已经是日常活动了。

连随军僧都疯狂了的二十万日军，在占领南京的时候，据说在城内配备的日本宪兵仅有三十名。在对待俘虏的方针、占领后的市民保护等军政计划欠缺的情况下，日军不仅在南京攻防战中进行了大量虐杀，甚至在占领后还持续了两个星期的无政府状态。

按照日本历史学者秦郁彦的推定，在南京大屠杀中，中国被害者人数约三万八千至四万二千人（包括被不法杀害的士兵三万和普通民众八千至一万二千人），强奸二万（《南京事件》，中公新书）。另外，笠原十九司的推算是“将近二十万或者更多”（《南京事件》，岩波新书）。而按照中国方面的说法，这个数字更是庞大，大约三十至四十万。不管怎么说，日本军队在中国当时的首都虐杀数万到数十万军民的事件，可以说是侵华战争中的一个象征性事件。

观众的反响 那么，电影《南京大屠杀》则是一部代表了南京大屠杀在现代中国是如何被记忆、被传达的作品。影片的主人公是中国医生成贤和他的日本妻子理惠子，他们是各自带着儿子和女儿再婚的。理惠子此时已经大着肚子，怀上了成贤的孩子。这一大家人从上海来到成贤的老家南京避难，然而日军很快就开始进攻南京了。成贤劝妻子带着春子到日本领事馆去，不过在春子的强烈要求下，一家人来到了国际难民营。但是，日军的暴行连国际难民营也没有放过……

《南京大屠杀》拍摄完成的199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而电影《南京大屠杀》也是“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而制作，揭露1937年日军侵入南京后残杀三十余万军民重大罪行的历史大作”。

然而，该片的上映并没有引起热烈的反响。当时正在四川省旅游的我偶然看到当地的晚报《成都晚报》（10月5日），上面转载了陕西省西安市《青年导报》9月16日一篇标题为“历史不应该如此快地被忘记——西安《南京大屠杀》观众寥寥”的报道。据此报道，8月25日，拥有一千座席、号称西安市最大的“阿房宫”艺术电影院内上映了五场《南京大屠杀》，每场观众只有数十人，而且几乎都是中老年观众。据这一年年末在上海观看《南京大屠杀》的友人说，数位高中生打扮的女子结伴而来，还在场中喧笑出声。

这部大制作的影片确实投入了相当高的预算。饰演成贤的秦汉和饰演理惠子的早乙女爱，是来自中国香港和日本的知名演员。此外，影片还动用了五千名解放军战士充当临时演员。但是，影片中的日本兵日语蹩脚、动作夸张，让人相当扫兴。影片中出现了日军中的台湾士兵出于爱国之心而奋起反抗的场面，但是台湾人首次成为日军士兵却是1942年4月的事情（当时日本侵占台湾期间确实施行了志愿兵制度）。

真正应该记住的话 说起来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吴子牛导演插入这部作品中的一种理念。首先，影片的核心是由成贤和理惠子组成的中日国际婚姻家庭。而且，在日军暴行下的难民营中，理惠子给刚生下的孩子取名为“南京”。导演的这些设计既说明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不能忘记，又期盼两国国民能够和解。

细想起来，在石川达三发表《活着的军队》的时候，在中国也出现了由陆军军官兼作家阿垄执笔的《南京恸哭》（关根谦译，五月书房）。在这部小说中，从陷落后的南京逃出来的中国中尉，在树林中目击了八名日本兵不堪忍受残虐的战斗，集体上吊自杀。

就这样，中国人从战时一直到现在，在严厉批判日本人疯狂侵略的同时，又对日本人的良心寄予了希望。对此日本人应该如何回应呢？日本全国不断推广《南京大屠杀》上映，可以说是日本方面的回应之一。基于和平宪法，作为东亚的一员而生存着的日本，不能忘记过去的侵略战争，也必须谦逊地不断反省。

对此，一部分右翼团体在街头宣传电影《南京大屠杀》“不是历史事实”“是自虐的电影”，展开反对上映的运动。更有右翼团体成员因持刀将上映中的银幕割裂而被捕。对于这种行径，法庭的审判结果是“对自由表现造成重大威胁”，被告因器物损坏罪等被判处一年零四个月的实刑（相对于缓刑而言）。（《每日新闻》1998年8月13日，《读卖新闻》1998年9月11日）现代日本正在寻求与中国、东亚的共生，这种妨碍上映的鲁莽行动，对日本的“国家利益”也是一种损害。